《石壕吏》中的四个人物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里写到四个人物，两个比较简单，两个比较复杂，让我们逐一来看一
看。
    “夜捉人”的吏是比较简单的，上级要他征兵，他就去捉人，壮丁抓不到，就抓些老弱病残
充数，他得完成一定的指标。“吏”在官场是小人物，但作用很大，他们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态度往往相当蛮横。官员流动性较强，吏一般都在本土任职，长期盘踞，最为可怕。“吏呼一何
怒”，这是典型的场面。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里暴露“吏”的篇章很多，老百姓最痛恨的往往是他
们，而官倒可能是“父母官”，是“青天大老爷”。
    “逾墙走”的老翁也比较简单，上有抓人的政策，下有逃跑的对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但他并不走远，等到抓人者一走，他又回来了。石壕村是他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的故园，他非
回这儿不可。中国古代的农民安土重迁，一般不肯离开故土，诗中老翁正是一个典型。
    奇怪的是那位老妇，本来抓壮丁无论如何总不会抓到她头上，所以她无须和老翁一道逃跑。
但她在诉了一通苦之后竟主动提出“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要去当一名战地
炊事员。杜甫这首诗写于乾元二年(759)，当年春天，叛军史思明派兵增援安庆绪部，与唐朝官方
在邺郡(今河南安阳)大战，官方溃败，郭子仪等退守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东都洛阳很可能再度
沦陷，形势极其危急。老太太深明大义主动从戎，多少带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杜臆》卷三云：
“此老妇盖女中丈夫，至今无人识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妇出门，便见胆略，而胸中已有成
算。老翁之逃，妇教之也。吏呼则真，而妇啼一半装假，前致辞未必尽真也。三男亡其两男，存
者偷生而不敢归，家中只一乳孙，母恋子故未去，然无完裙，不堪偕汝去。宁使老妪随至河阳执
炊，不敢辞也。吏虽怒，而到此亦心软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姑带老妇以复上官，必且代妇致
辞而纵之使归。所云‘备晨炊’，设辞也。”这里的说法推测过多，而且把老妇说成是一个心计
十足的人，恐怕没有什么道理。事实上中国老百姓确实有顾全大局不惜牺牲小我的传统，当正义
战争打起来以后，送子参军者古今都不乏其人，而且传为美谈。诗中的老妇确实可以称为女中豪
杰，但这是指她的价值观非常高尚而言，而不是说她心眼儿很多。《石壕吏》将大部分篇幅安排
给她，表明作者对这位伟大母亲的崇敬。
    最奇怪的是诗人本人，他“暮投石壕村”，亲眼目睹了“有吏夜捉人”的全过程，亲耳听到
了老太太的诉苦：“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
无人(说这话是为了掩护老翁)，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可是他一言不发；
到第二天“独与老翁别”以后，也未发一句感慨议论。全诗几乎是纯客观地记叙了一夜的见闻。
诗人何以如此沉默?
    我想，这是因为他除了沉默以外很难有别的选择。一味同情民间疾苦反对抓壮丁吗? 这时郭
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所率数十万人马已兵败邺城，正准备在河阳与叛军作拼死的决战，如果
再吃败仗，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所以非补充兵源不可，哪怕是多一个炊事老太也是好的。那
么就拥护“吏夜捉人”吗? 作者也不忍，人民群众已经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这一家的牺牲尤
其惨重，怎么好再来抓人? 国家的利益非要考虑不可，杜甫是一个忠君爱国的诗人，平生的理想
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此存亡危急之秋，该牺牲只好牺牲；可是另一方面，杜甫又
深深地同情人民大众，民胞物与，不能让这一家再作出什么牺牲了。作者处于两难的境地，实在
无话可说。
如果杜甫是一个完全“惟上”的俗吏，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他可以向这一家人讲大道理，动
员他们要爱国，要不惜牺牲；而如果杜甫是一个一般的所谓人道主义者，他可以不管国家大事，
一味高唱同情民间疾苦、为民请命的高调。中国历史上这两种士大夫很多，而此时杜甫既非居于
庙堂，也非江湖处士，而是一个小官，他已被赶出朝廷，新的职务是华州司功参军，这时正要到
华州去。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君与民这两头他都要同时顾及，当二者难以兼顾的时候，诗人的内
心是极其痛苦的，无计可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找不到出路，于是他就在这巨大的痛苦中
无可奈何地沉默了。
    历史的进步往往需要人民群众至少是一部分群众付出很高的代价，最深刻的悲剧恰恰在于冲
突的双方各有其充足甚至正当的理由。有良心的、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最怕碰上这种时刻，而伟
大的作品也往往产生于这种时刻。所以，要真正读懂《石壕吏》，我们一方面要了解杜甫高尚的
人格，一方面要了解当时危急的形势。不妨引两件相关材料并简要地加以说明：
    其一，在写《石壕吏》的前四年，他写过一首著名的政治抒情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其中就已经洋溢着欲兼顾君民两头而不可得的巨大痛苦。诗的一开头便写道：“杜陵有布衣，老
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
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曰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里就说到自己对于黎元(老百姓)和皇
帝(所谓“尧舜君”)都充满了感情，一头都放不下。诗的末尾又特别提到“平人”“失业徒”
“远戍卒”，普通老百姓的处境是诗人念念不忘的。所以杜甫终生充满了忧患，所作的诗自然深
刻动人。
    其二，史家对当时形势的记叙。《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759)二月载：“郭子仪等九节
度使围邺城，筑垒再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自冬涉春，安庆绪
坚守以待史思明……人皆以为克在朝夕，而诸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中人欲降者，碍水深，
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解体……思明乃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兵与之刻曰决战。”三月，“官兵
步骑六十万陈于安阳河北，思明自将精兵五万敌之……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
不能止……(郭)子仪至河阳，将谋城守，师人相惊，又奔缺门。诸将继至，众及数万”，准备在
此与叛军决战。从六十万到数万，唐官兵之溃败散逸情况极其严重，亟待补充。杜甫所见之“有
吏夜捉人”正是在这种特殊时刻发生的。他之所以不能无保留地讲人道主义，原因在此。